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我刚懂事时，我就知道，家里有一支枪，真正的五四式手枪，而且，还有八颗子弹。

枪身黑黝黝的，沉甸甸的，用红绸布包着，插在一个棕红色的牛皮枪套里。枪平时都是放在桌子左边有锁的一个抽屉里。

那个时候交通还很不便利，父亲下乡工作经常会一去多天才回来，手枪也大多是随身背着，也因此隔不多久就要擦一次枪。

那正是我对枪开始感兴趣的年龄，所以，每到父亲在桌子上摊开一块灰布，我就知道父亲要擦枪了。

父亲小心地把枪一件一件地卸开，按照顺序轻轻放在灰布上。枪身比较沉，不让我动；弹簧和螺丝比较精细，也不让我动；通常，父亲会给我一颗子弹，那就是我最兴奋的时候了，我会一声不吭，轻轻地用指腹抚触着圆钝的弹头，感觉着那一丝坚硬的微凉。

那时擦枪用的是鸡油，所以，每次擦枪时，房间里就洋溢着鸡汤的味道。

隔着二楼的窗，是一棵桂花树，时不时有成群的麻雀在树枝上叽叽喳喳。那时刻，我就会把子弹握紧在右手掌心，张开拇指和食指，瞄准其中叫得最大声的一只，轻轻地吐出一声：砰！

那是多么快乐的时光啊！

一九六四年的春夏间，远在山西垣曲县一个小山村里的爷爷病故了，父亲带着母亲和七岁的我回山西。

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。

从福鼎坐汽车到温州，从温州坐轮船到上海，接着坐了很久的火车，到哪儿下车就不知道了。接下来，又是汽车，然后是马车，然后是小毛驴，在过一条浅浅的小溪时，我还从毛驴背上摔下来，流了点鼻血。最后是爬山走弯弯的路，天快黑时才终于回到高山岗上的老家。

也就是那一次开始，我便容易流鼻血，一直到20多岁后这毛病才突然好了。

其实，那一趟行程，渡过长江，跨过黄河，然而，那些雄伟壮观的画面在我幼小的脑海里毫无痕迹，只剩下那一条让我流鼻血的小溪。

那年代，没有电话，更别提手机，老家的大姑姑以及一些亲戚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会在何时到家。和南方不同，这儿的家，就是五、六个窑洞和一个大院子，两个住人的窑洞比较大，门口还砌着青砖，木门外还挂着蓝花布帘子。另外几个窑洞比较小些，放满了各种农具和杂物。一通手忙脚乱，最后是让饲养毛驴的一位老人先到别人家去借宿，我爸妈和我就先歇在前面的一个窑洞里。那个窑洞分里外两截，我们睡在外头的土炕上，两头一大一小的毛驴养在里头，父亲半夜里还起来过两次，提着油灯给毛驴喂草料。

也许是累的缘故，尽管窑洞里充满着浓郁的驴粪味，我依旧睡得很香甜，等我醒来，天都大亮了，一碗金黄色的小米粥，浓香诱人。从那天起，小米粥或者小米饭就成了我的最爱。

第二天换了一个宽敞的窑洞，站在门前，满身阳光，满眼山岗，直到天边。

办丧事的过程我没有留下印象，似乎在我们回到老家之前就办好了。村庄不大，树也不多，很安静，跟着父母走了几回，大多都是父亲和老家的大人们说一些村里的事和南方的事。

一天中午，一大家人正围着几张矮桌子吃饭，突然间村头有很多人大声喊叫，一个中年人冲进我家院子，说村口来了只老虎，还咬了只鸡或是羊，我没听清。全家人唰地都站起来，父亲退后一步，急转身跑到我们住的窑洞，再转身手里已经拎着那支五四式手枪，跟着那位报信的村民跑了。大姑姑回过头，对我母亲说，没事，麟祥带着枪呢，我们吃饭。吃了几口饭的工夫，就听到“砰、砰”响了两枪。母亲脸色都急红了，紧紧抓住我的左手，我却在想着原来父亲回老家也还带着枪。又过了一会儿，父亲回来了，说跑了，也不知是啥野兽，把手枪放回窑洞，接着继续吃他没吃完的饭。

那一趟回山西老家，最让我心里暗暗激动的就是这件事了。

回到福鼎后，记得也没多久，是个星期天的上午，阳光很好，父亲拎着个小布包带着我到桐山溪边的石堤坝上。

那年月，堤坝没有今天这么高，溪面却比今天宽多了，溪水很清亮。

堤坝上没什么人，父亲坐下来，把布包打开，拿出那一把黑黝黝的手枪，抬手朝蓝天划了一个半圆，打开弹仓，往里头装了两颗澄亮的子弹，推紧，拉一下枪栓，伸直右手臂，瞄准水面上一片静静流动的树叶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很响，树叶跳动了一下，又静静地向前流去。我从地上拾起热热的弹壳，开心极了，接着父亲侧过身子，把枪递给坐在右边的我，摆了摆姿势，又拉了一下枪栓。我照着父亲的样子伸出小手，才发现手力不够，我改为双手握枪，用右眼瞄准另一片树叶，手还是颤抖着，不知不觉手弯曲到了眼前，父亲还来不及纠正，我就扣响了扳机，因为枪离身子太近，斜飞而出的弹壳，擦过右额，爆起一个小包，热辣辣地疼。父亲看了看，没说什么，我却东张西望找弹壳。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真枪实弹，除了激动，还是激动。

后来，没多久，父亲的枪，还有其他叔叔的枪，都统一上交了。

再后来，没几年，父亲因积劳成疾，一病不起。

从此，关于父亲，关于枪，就只剩下梦中醒来时右额角隐隐约约的疼痛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我喜欢上了登山，登高高低低的山，站在山上看远处，看天边的云。

（父亲狄麟祥，长江支队战士。倘若父亲还活着，今年正好一百周岁，一家人聚在一起……）